我低下头，让雨水顺着後颈流进衣领，一滴一滴，冰凉刺骨。我就那样
坐在车道旁，等着警笛声从小镇的另一端呼啸而来，等着那些穿着制服
的人问我一个又一个问题，等着我不得不用语言把那个画面描述出来。
等着莫特太太知道，她的儿子，从来没有离开过这栋房子。
1999年4月9日，凌晨4时30分，金盏花酒馆
警察局的灯光白得刺眼，一页又一页的笔录，同一个问题用不同的方式
问了又问。我机械地回答着，声音平稳得像在念一份与自己无关的报
告。直到他们终於收起了录音机，直到我在那份打印出来的笔录上签下
自己的名字——薇若妮卡·莫兰——那几个字母看起来好陌生，像是另一
个人借了我的手写上去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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